来源
三声（ID：tosansheng）
作者
周亚波
纪录片正在找准机会向两端生长，无论我们将“两端”定义在怎样的维度：它可以是创作权力的两端，也可以在传播渠道，可以是轻重规模。
纪录片向日常、日常向纪录片的双向渗透在持续加速。这一过程中，“纪录片”这一名词本身认知程度的提高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在12月中旬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以下简称“纪录片节”）上，多重的生长在纪录片节得到了展示。年的特殊的现实下，纪录片“记录时代”、“寻找本真”的意正也在无时无刻不被放大。“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纪念抗美援朝”成为了纪录片节特别设定的三个优秀主题单元。
“建*周年”占据着年纪录片内容指导层面的关键位置。“聚焦主题主线，献礼建*百年”、“加强融合传播，强化科技支撑”、“汇聚各方力量，强化合作交流”也被确立为年纪录片工作的三大主题。
宣传指导与需求层面的变化并不矛盾，对主线内容的强调同样可以成为市场的增量。根据《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抗美援朝纪念日当天，由广电总局策划的纪录片节目在当天播出时长占比达到峰值6.%，收视时长最高值为14.%；第一部关于中国20世纪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的纪录片《百年巨匠》的各终端收看人次达到了亿。
在平台、社区的策动下，在电视台的融媒体变革进程中，人们对“真实记录”内容消费正在向不同的方向蔓延，这种蔓延并非只是权力的下渗，而是共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带有时代印记的创作母题。
这些维度下，“来自个国家和地区的部作品参展参映，其中境外作品达到了部，占作品总数逾八成”种种突破性数据，更像是变化环境下的一种注脚。
“我觉得各种各样的纪录都是有价值的。”82岁的司徒兆敦精神矍铄，这位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的当代大师，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感知力和表达欲。
作为曾经指导过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一代导演的前辈，司徒兆敦也在勘察着电影创作主体的变化，一寸时长一寸金的胶片时代，到如今人人可以记录的数码时代，司徒兆敦乐见这种变化的发生：“我看到我的朋友郑大圣先生在拍‘农民也在拍电视剧’，这已经变得很有意思了。我想大家都有了记录的工具，这种手段可以记录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欢迎大家一起投入到纪录片的创作当中。”
司徒兆敦
而作为研究者，司徒兆敦也发现了短视频等新形式从技术范畴向纪录片领域的渗透。“在我的研究领域当中，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伴随着记录手段完善的过程。”司徒兆等表示，“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了，我们必须要认认真真地去研究它。”
在拍摄那支传遍全网、获得主流媒体转发“武汉封城vlog”之前，创作者“林晨同学”实际上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的关于记录生活的创作。年，疫情的客观现实，让司徒兆敦口中“记录现实”的重要性更多地进入到了大众的认知当中。
他们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消费者”，却因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社会变革卷入其中，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了影像教育的接受体系当中。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需求与自上而下的主动探索形成了合力：广州纪录片节期间，BBC、国际地理、探索传媒集团、澳大利亚SBS以及戛纳电影节、加拿大Hotdocs国际纪录片节等国际机构负责人在线上回顾了疫情后的全球纪录片发展的解决方案。
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曾经说过，“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一个世界。”司徒兆敦表示，以往“故事片是艺术、纪录片不是艺术”是完全错误的观点，纪录片的创造过程包含的凝视与倾听，这后面的人文关怀不能被忽视。
这也决定了，相比故事片以导演为主体的表达，社会的变化往往会更快反映到“共创世界”的纪录片内容当中。在创作者一侧，这种与社会进程交互感也成为了成就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拍摄了故事片《春潮》的导演杨荔钠表示，“故事片和纪录片的拍摄感受完全不同，拍完《春潮》这部影片时，我感觉很疲惫；我马上接了一个纪录片的组，拍了我新的纪录片《少女与马》，我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跟我的团队在一起，我觉得我养回了我丢失了的精气神，这是纪录片给我的一个养分。”
这听上去与传统影视创作的工业化背道而驰，但却也是纪录片一大吸引人之处，也是创作主体下渗的一种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纪录片电影在